6月5日的华尔街日报上有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一篇是 Does the Internet Make You Smarter? 另一篇是 Does the Internet Make You Dumber? 我对这个问题也是较感兴趣，今天便把它们都读了，先翻译第一篇smarter，下周抽空再来dumber一下。
互联网让你变聪明了吗？
Clay Shirky 说 伴随着愚蠢的视频和垃圾信息的是一种新的阅读和书写文化的根基
数字媒体已经使得创造和传播文本、声音和图像更加的廉价、方便和全球化。公众可及的媒体中的很大一部分现在是由那些对专业性的媒体标准和实践知之甚少的人们创造的。
相反，这些业余者产生了无尽的平庸之作，使得质量和可容忍度的标准不断下降，并且导致对早期混乱和智力崩溃不断上升的担心的预测。
但当然，这是总在发生的事情。每次创造和消费媒体的自由的增长，从平装本到 Youtube，都刺激了那些熟悉旧有体制的人们，使得他们相信新的媒体将会让年轻人愚蠢。这种恐惧至少可以追溯到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自从 Gurenberg 的印刷术传遍欧洲，圣经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使得人们可以直接阅读这些文本；随之而来的是现代文学的潮涌，其中的大多数只是平庸之作。粗鄙的圣经译本和远离神学的各种作品为宗教纷争和社会动荡助燃，于是产生了这样的主张，印刷术如果不加控制就将导致混乱和欧洲精神生活的肢解。
这些主张当然都是正确的。印刷术为宗教改革助燃，后者确实摧毁了泛欧洲的教堂对精神生活的控制。16 世纪时印刷术的敌人们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以下的内容：我们围绕者新生的大量的现代文学建立了新的标准。小说、报纸、科学杂志，虚构和非虚构的作品的分离，所有这些创新都发生在抄书吏体制的崩溃的时代，并且全部有利于加强而不是减弱的作用于智力扩展和对社会的作用。
举个著名的例子，科学革命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于同行评议，这个想法是科学应是包括了他人的反馈和参与的合作。同行评议是一种文化系统它将印刷发行视为理所当然的将研究快速而广泛的传播出去的方法，但是加入了这种文化上的限制使得它更具价值。
我们今天也生活在一个类似的出版能力爆炸的时代，数字媒体将十几亿人连接在同一个网络当中。这种连接反过来让我们能够发布我们认知上的“出钞”，这个星球上受过教育的人们每年数千亿的空闲实践被用来做他们关注的事情。在20世纪，那些时间中的大部分被用来看电视，但是我们的认知上的“出钞”如此之大，哪怕将其中的一小点时间从消费转向参与便能创造出巨大的正面作用。
Wikipedia 采用了同行评议的设想并将它应用与全球范围的志愿者，从而在 10 年内成为了最重要的引文参考资料。贡献给创造 Wikipedia 的累计时间，大概是人类思考的 1 亿个小时，也就是每个周末美国人用来看广告的时间。不过是在参与方向上的微小改变便创造了非凡的新的教育资源。
同样的，开源软件，被创造出来而没有经理对员工的控制和产品的的所有权，是互联网扩展的关键因素。从超新星到质数对任何事物的搜索现在都是巨大的分布式的成果。Ushahidi，08 年发明的用于肯尼亚危机的地图工具，现在是一个关于全球各地的危机的公民报道聚合。PatientsLikeMe，是一个设计通过让病人公开的分享他们的健康信息的从而加速医学研究的网站，通过呼吁分享在寻医过程中的感受，已经聚集了超过历史上任何医疗机构的卢格里格病（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的患者群组。
当然并非所有人们关心的事情都要求高智力。但媒体变得更丰富，平均质量迅速下降，而新的系统性的质量标准兴起的慢。现在我们有了“世界家庭滑稽录像”在 Youtube上 每天 24 小时一周七天的播放但是有改变世界潜力的认知“出钞”还是早期的和特殊的事情。
这也是常常发生的。在印刷的历史上，色情小说比科技杂志要早出现 100 年，而对分心的抱怨总是很泛滥，马丁路德作为印刷术最重要的受益人抱怨说：“巨量的图书是巨大的邪恶，没有任何办法来限制这种对写作的狂热。”爱伦·坡，一位在另一个出版的狂飙中写作的作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知识的各个领域中广泛出版的各种书籍是这个时代最巨大的邪恶之一，因为这为获取正确的知识设立了最严峻的障碍。”
对于分心的回应，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是社会结构。阅读是非自然的行为，和使用电脑相比，我们将会较少的阅读图书。一个识字社会是如何形成的？是通过将额外的资源每年都用来训练孩子们能阅读。现在是我们计算出什么样的资源是我们需要用来为我们使用数字工具做准备的了。
认为数字化会引发愚蠢的想法认为我们将在把数字化的自由同社会结合起来上失败，虽然我们已经将读写能力和社会结合起来过了。这种想法依次的依赖于三种观点：1.不远的过去是知识成果光辉的和不可替代的高水位标志；2.现在只是以由一群愚蠢的玩意而不是精致的试验为特征的；3.年轻一代将在发明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标准上失败，而 17 世纪的知识分子在发明印刷时代的文化标准上就偏偏能够成功。也有对应的三点理由认为互联网将为 21 世纪的知识成果助燃。
首先，悲观主义者眼中的美好的过去细细看来并非那般美好。悲观主义者希望我们回到 1980 年代，这是在社会由任何明显的数字自由之前的之后一个时期。但是虽然那时常常拜倒于欧洲小说之下，但是在互联网勃发之前，其实和阅读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相比我们还是花了更多的时间看“Diff’rent Strokes”（八十年代的一个情景喜剧）。互联网事实上将阅读和写作重置为我们文化的中心活动。
如前所述，现在是一个以大量的用后即扔的文化产物为特征的时代。但是用后即扔材料的好处便是用了就扔。问题不是网络上是不是有很多愚蠢的玩意，有的，就如同有很多愚蠢的玩意在书店里。问题是有没有什么今天很棒的想法到未来也能存在下来。一些早期的认知“出钞”的应用，比如开源软件看上去能够通过测试。
并不是像悲观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其实往日并不如烟，今日也并非那么不堪。但是真正值得争论的是未来。作为带有历史色彩的一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表达能力正在极度扩展的时期是我们的不幸。这种不幸在于丰富会比稀缺打破更多的旧例。我们正在目睹伴随着缓慢而丰富的发展文化替换品的旧有的体系的巨大压力。正如对于印刷术强制教育是相应的回应，良好的时候互联网也要求心得文化体系，而不仅仅是新技术。
有 patientsLikeMe 而没有愚蠢的视频当然诱人，就如同我们希望有科学期刊而没有色情小说，但那不是媒体工作的方式，创作自由的增长就意味着创作用过即扔的材料的自由的增长，和可以沉浸于创造美好的新玩意的试验的自由增长一样。在这个重要性上，完成一个媒体革命可不是个容易的事情；我们眼前的任务是：试验使用一个全新的、无处不在的、廉价的新媒体的各种方法。这个媒体也将文明的景观，它将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如同过去已经实现了的言论自由一样交给了每一个人。
Clay Shirky 是新书《认知出钞：互联时代的创造于慷慨》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