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的第一天已经快结束了。现在才开始写关于09年和10年的一些想法好像还不算太迟。
昨天中午和两个朋友小聚，中间提到虽然我在有些年份结束的时候会对这一年感到遗憾，但是唯有09年让我感到深深的失望。这种失望的最大表现是一种邪力从政治社会走向了经济，特别是新经济；从偶发走向了制度化；从隐秘走向了横行。
我想不需要再列举什么样的事例或者名字来点名为什么2010是带来令人窒息的失望的一年。如果你认同我的结论，你会深深的点头，如果你不认同，可能哪些事例和名字，你也都未曾听闻，或未曾思考。
经历了大约有一周的失望的低沉的情绪，经历阅读和思考。我想，没有办法，可能还是只能“盲目”的乐观。我宁可去相信，那些让我们可以乐观的理由，虽然或者还在萌芽，虽然或者正在备受摧残，虽然或者在学理或者执行上有着种种的不合理，虽然或者还不被我这愚钝的大脑所理解，但在某个隐秘的角落，它在，它在变化，它得到有些人的认识，有些人的解释，有些人的呵护，终有一天，它也会被我理解和推动。
2010，其实是寻找和探索的一年。
最后，贴一个年末，我觉得写得最好的社论的链接，它是让我倍感失望的直接诱因。
前一段 Google 发布了 Google Dictionary，可以实现多种多种语言间的单词查意，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于是就像找找有没有 Bookmarklet 能方便的调用这个服务，查找一些网页上的单词的意思。昨天在 Browny Walking 上看到一篇文章 用 google 字典查找單字的 bookmarklet – dictionary ，文章中是英文翻译到正体中文的。略加修改，就可以变成英文到简体中文和英文到英文。
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把这两个 bookmarklets 拖到书签工具栏就ok了。使用的方便是在你需要解释的单词上面划词然后点击这个bookmarklet 就可以了，会在新的 tab 中给出解释。
如果上面这两个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可以自行修改 bookmarklet 中的“longpair=source | destinated”处就可以了，前者是来源语言，后者是翻译为什么语言。
今天著名经济学家 Paul Krugman 在他的 blog 里对警告说未来可能出现 Double-dip recession 。
Double-dip recession 又称为 W-shaped recession ，关于什么是 Double-dip recession ，简单看看这张来自 Wikipedia 的图恐怕不难理解。
Krugman 给出了两个理由：首先他认为目前的很多增长来源于经济刺激方案的推动，但这些刺激已经发挥了对 GDP 增长的最大作用，并将在明年中期推高 GDP 到最高水平，然后将会逐渐消退。其次工业生产的增长目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库存红利（Inventory bounce）这个在下个季度可能就会消耗完了。
晚上在 Friendfeed 上的 Science 2.0 这个 Group 中闲逛，看到有朋友分享了一篇 Cell 上的文章 Should You Be Tweeting?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文章，中间包括一点我个人的想法（下文中的斜体字）。
文中认为很多有科研背景的推友认为 Twitter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分享对近期的文献、报告和会议的看法以及如基金、职业和科学政策这类与他们息息相关的问题的信息的平台。
文章先介绍了两位用户，Brent Stockwell （associate professor of biology and chemist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和 Chris Gunter （director of research affairs at the HudsonAlpha Institute for Biotechnology）他们如何使用Twitter。他们通过follow一些科研人和科学刊物，从而保持对文献的关注。在科研的过程中，很多科研人都会通过数据库的电邮服务和Rss服务以及Google Alert等服务来保持对自己正在从事的研究领域内的文献的关注，但是有些同目前的重点有差异甚至完全无关的方面，有时也有启发的作用，或者在未来可能发挥“蓦然回首，那篇却在灯火阑珊”处的作用，如何投入一定的精力来关注它们呢。Stockwell提出“回去看一下那些自己没看到但是4、5个following提到的文章”。这也是个有效的人工过滤器。试想Twitter 上的科研人如果都推一推自己觉得有价值的文章，再利用 Twitter 的 API 跟踪链接，便很容易形成一个有效的基于用户的文献推荐系统。
接下来文章写了在科研会议上利用 Twitter 来进行直播而带来的争议。可能所有的会议都带有封闭性和神秘的色彩，都有一群人在某处“密谋”的味道。而科研的会议由于讨论的内容的特点，更让人有这方面的联想。对这样的会议以及其他的科研人的日常生活的推可以来拉近科研人和其他人员的距离，促进相互间的了解和理解。但是对会议上发言者内容的直播是否恐怕也还是要通过组织者和发言者的同意成为一个争议的重点。特别是每一条推都可能如野火一样，被RT，从而燃烧整个cyberspace。
接下来文章提供了收集了一些 scientwists （science Twitterers）的链接，主要包括 600 Scientific Twitter Friends、scientists Twibe、Science Pond。
Twitter 的140字限制一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也涉及了这个问题。Jonathan Eisen （evolutionary biologist and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认为140字可以使得一个推友简洁和有创造力，也是的tweet更加易读。但是Stockwell就觉得虽然大多数他的大多数的tweet由于是一些论文的标题所以受到的限制还不是很大，但是就如同不可能指望通过短信进行正式的、全面的和高水平的科研问题的讨论一样，在twitter上也不行。Jonathan Weissman （a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investigat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就因为这个问题而选择远离 Twitter 。
周末返回合肥两天，利用来回的火车和在家休息的时间，基本读完了茅海建老师的《戊戌变法史事考》。
戊戌变法的时代，常常被描述为一种激情四溢、光荣正确的大牛们（康、梁等甚至有时包括光绪）在动荡和残破的时代中同一种死板、强大和貌似不可战胜的看似来自儒教文化实则来自权利/暴力的绝对权威对抗的时代。这种带着“勇者斗恶龙”色彩的印象不断的影响我们对那个时代和那些名字的看法，更重要的是这些都早早被纳入整个官方和正统的对“改良/改革/起义/革命”的话语体系的解读，这些印象的形成和强化也在加强和补充这个体系。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茅教授的史事考才特别的具有意义。在这本由多篇论文集成书中，茅教授的视野遍及了：戊戌政变的过程和时间、张之洞入京的可能、中下层官员提出变法的建议措施和他、光绪的外交视野、日本政府与戊戌变法。这些内容中，有的是过去的研究先进们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有的是进一步扩充了档案涉猎的范围。
读罢此书，其实回答了我一个问题：戊戌变法有没有一点点可能最后走向取得成效，而使得近百年的中国和中国人略微好过些？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这不是一个敌人（如果有明确的敌人的话）如何强大的问题，而是一个“自己”在认知和执行上如何不是完全的微不足道的问题。依靠那些大牛们的西学修养、政治智慧在当时的政事处理的机制下，变法如果成功了，无异于说twitter10分钟后被解封一般无稽。